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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亚洲週刊中文十大小说揭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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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週刊章海陵/全球中文小说以具体的成就反驳了西方汉学家指称「中国现代文学是垃圾」的观点。中国大陆小说家闯进敏感政治的雷区,题材多元化;「小资」作品以成熟姿态崛起文坛;创作流派方面,现实主义强势回归,但写作技巧多样性,更佐了中文创作的蓬勃生命力。



当时序进入二零零七年之际,亚洲刊回顾二零零六年度中文小说的成就,要把它们定格在「当下这一刻」的时间座标上,来发现大时代变幻的徵候。管稍早前德国汉学家顾彬酷评「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」,并且这一大不敬的评语也得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同,但我们却发现,完全不必对中国当代小说感到悲观,因为恰恰在这一年,中国不少作家突破政治禁区,以小说的形式大胆闯进敏感政治的雷区,题材多元化让人惊艳;城市「小资」作品以成熟姿态在文坛崛起,展示文革後成长的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,其内涵的丰富与深刻绝不下於他们的「老三届」父辈;至於创作流派方面,现实主义强势回归,但写作技巧上众声喧哗的多样性,更佐了中文创作的蓬勃生命力。这一切都显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说的不同凡响,以具体成就否了德国汉学家的「垃圾论」。

亚洲刊评选出了二零零六年中文十大小说:(一)李锐的《太平风物》(大陆)、(二)严歌苓的《第九个寡妇》(美国)、(三)胡发云的《如焉》(大陆)、(四)苏伟贞的《时光队伍》(台湾)、(五)余华的《兄弟》(大陆)、(六)苏童的《碧奴》(大陆)、(七)莫言的《生死疲劳》(大陆)、(八)安妮宝贝的《莲花》(大陆)、(九)英培安的《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》(新加坡)和(十)张大春的《战夏阳》(台湾)。

不得不遗憾指出,这次评选中文十大小说,香港作家从缺,原因如文学评论家郑树森对亚洲刊所说:「二零零六年香港小说创作乏善可陈,因为新老作家青黄不接。」

小说是镜子,更是水晶球,可聚焦宏观的中国,可尽显人心和社会的细微。李锐的短篇小说集《太平风物》就是这样一颗水晶球,但读者先看到一把锯齿镰刀,它是首篇小说《镰》的道具小说主人公陈有来就用它把村长兼村支书的脑袋割了下来,「没想到割玉茭,割荆条的镰,割起人头来也是这麽快」。

陈有来把用井水洗净的人头放到桌上,开始跟它面对面,一如同西方着名歌剧《莎乐美》中的情节,但全无借用或雷同的感觉。杀人者与死者关中的阴郁、惨烈和惊心动魄一一透析出来,「我要是不割了你的人头,就永辈子也别指望和你平起平坐讲事情」。中国农村权势者的恣意骄纵,弱势者痛苦无助、「与汝皆亡」的绝望,被看似平静的寥寥数语勾画出来。

不可否认,中国大陆及全球华文作家已越来越成熟,他们懂得如何把集体的中国经验,与个人的文学经验融於一炉,综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与痛苦,作出深刻反思。

曾是解放军舞蹈演员的旅美作家严歌苓,在《第九个寡妇》这部极具震撼力的作品中,歌颂民间的旺盛生命力、崇高人格与博大智慧。书中写道,地委书记老丁下乡问及一个名叫孙怀清人士的下落,才知道这个不止一次慷慨资助过革命的人,早已遭到当地政权的处决。消息令这位早年的政委、当时的借贷经手人惆怅不已,久久叹息。

革命受到正义追问

然而,地委书记怎麽也没想到,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革命同情者遭到枪决,却又被儿媳妇王葡萄从刑场死人堆中救了出来,把他藏匿於红薯窖,细心照料数十年。恐怖年代人头滚滚落地,王葡萄却惊天地、泣鬼神,救出亲人,并发出严肃追问:革命可以不讲温情,难道也可以不讲信义?

当下,长篇小说宏大叙事及与读者展开透彻淋漓对话的传统正不断削弱,但郁闷的文学爱好者却从胡发云的长篇《如焉》中,嗅到前所未有的清新之气。学者傅国涌说,「如果要说为当代小说洗刷耻辱,我想那就只有从《如焉》开始」。

《如焉》的视角囊括胡风事件、反右斗争、六十年代初大荒、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、思想解放运动、马克思主义「异化论」论战,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跨世纪激辩及震惊全国的「孙志刚事件」,而最吸引读者眼球与心灵的,是神州的互联网热,以及新一代权贵的杂心态。他们忧心互联网「掘坟鞭尸」,把左祸造者所有劣迹「千秋万代地保留下来」,并极速传递和,不仅扰他们父辈的安宁,更给他们後人留下尴尬与不堪。

台湾文坛也有可喜成就。重量级作家苏伟贞创作上沉寂已久,二零零六年推出长篇新着《时光队伍》,诠释「尊严死」的命题,犹如演奏一部激昂的生命交响乐。主人公张德模是作者罹患食道癌的丈夫,他亲自拔掉鼻胃管和氧气管,毅然迎向死神。面对「生的不堪」,他仍然维持怡然身段,「病之将死,馀之为风格也」、「死亡既然被定,又何必悼亡」?苏伟贞在「再想像」的空间中,重塑「纯种男人」形象及珍贵背影,将它们放进水晶瓶仰视,同时也造就了一道光芒万丈、完全压倒死亡的生命风景。

一九四九年数百万国民党军政教人员进入台湾,作为外省人第二代的苏伟贞等人,拥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,认同中华文化。但随着时光的流逝,他们在台湾颠沛流散,花果飘零,不断受到台独势力「去中国化」而边缘化。他们进入中原大地寻根,由於长期的政治隔阂,又受到另一种边缘化。作者在《时光队伍》中惊心动魄写到,台湾外省人到贵州寻亲,热泪盈盈,柔肠寸断,枯等十天,当地邮局竟故意扣压电报,情何以堪!

余华在文革一九六六年爆发时才七岁,但他的长篇《兄弟》对文革的描述,已令成千上万过来人惊不已。《兄弟》超越过去同类作品的格局,不再单纯表现文革的残酷,而是思考浩劫的根源,也华人性的光辉。《兄弟》下部二零零六年上柜後,出现好评如潮、恶评连连的两极化现象。

读者关注苦难孤儿李光头和宋钢,以为他们会迎来命运更好些的安排。但世间却无苦尽甘来的定律,相反,苦难在更多场合会绵延持续。宋钢贫病交加,逆境中产生「什麽事都可以做」的妄望,最终卧轨自杀。李光头不择手段,一夜暴富,坐在镀金马桶上神往太空,身心丑陋不堪。

《兄弟》上部歌颂文革中平民理想主义激情和气节,下部揭示文革浩劫後的犬儒主义浪潮,写尽社会种种怪现状。不过,无论是展示个性放纵,还是揭露玩世不恭,都变奏出对政治教条的嘲讽。譬如,村中嫖风炽盛,妓女接待老当益壮的嫖客觉得吃亏,自嘲当「活雷锋」;嫖客为扩大放纵日围,涵盖中外传统节日,也囊括五一、七一和十一等庄严的政治节日。

其实,不是余华一个作家懂得嘻笑怒骂,而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都精於藉创作开拓思想空间,争取言论自由,在文学情境中测试政治戒律的底线。精神上的自由才能一扫作家的愁眉不展,令他们满目生辉,运笔如飞。

「孟姜女哭长城」已是耳熟能详的中国神话,但被作家苏童重构为长篇《碧奴》。依然是女主人公为修长城的丈夫送寒衣,抵达後才得丈夫死讯,但柔弱的碧奴却从无功而返的尴尬中,演化出轰轰烈烈的抗议,宣正义和愤怒。哭声唤醒周遭萎靡已久的冤魂,於是天地万物跟着一道哭,「魂烟大雾般地漫上来,整个山谷沐浴着一片泪水的白光,云和风在半空呜,树和草在山坡上饮泣,石头、青砖和黄土在城墙上垂泪不止……」。在哭声中山崩了,地也裂了,长城塌陷了。

在中国,哭声历来暗藏文学元素及催生惊天事变的力量。碧奴最终哭倒的不是长城,而是秦王朝的暴政。一九七六年,中国百万民众不顾当局禁令,在天安门广场哭悼深得民心的总理周恩来。像碧奴那样,广场民众从哭声中抽离了绝望、恐惧和暴躁,代之以勇敢、坚定、从容镇定,喊出「我哭豺狼笑」、「秦皇的封建时代已一去不返」的正义最强音。

人民终於彻悟,「哭」是人权的组成部分,而且是不可踩踏的忍受底线。只有「哭」,能让人们打掉温柔敦厚和忍辱负重,中止对权力者的膜拜与恐惧。「哭」是不服从、不驯服的讯号,是生命开端的真正象徵。正是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的众声喧哭定了四人帮的覆亡。 

近年,曾具军旅背景的作家莫言思考与技巧都进入极佳状态,才气澎湃。他的文字行云流水般活泼顺畅,幽默诙谐已可与俄国文豪果戈理及萧洛霍夫媲美。莫言二零零六年出版的长篇《生死疲劳》,围绕「土地」的沉重话题,再现中国农村半个多世纪激荡风雷,追索农民不幸的源头,五十五万字仅四十三天就写出。

《生死疲劳》主人公也是一位有财富、无罪恶的富人,土改中遭枪决。但他的生命经作者魔幻现实主义的魔杖点石成金,由「人」进入当马、当牛、当驴等的轮,继续生活於故土,也不与亲人分离。他虽不能说人话,但他能用眼观察及用脑思考人世间的一切。

如果说,在莫言《生死疲劳》中飘动着缠绵的人性微光,那麽在安妮宝贝的《莲花》和英培安的《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》书中,飘动的是人性眩目的火。大陆和狮城这两部作品都宣示了一个真相:人要获得温饱,也要追寻生活价值和意义,论生命存在的合法性。

安妮宝贝早前活跃於互联网,後来携《告别薇安》、《二三事》等作品登上文坛,引起轰动。她博客网站的点击人数也颇为壮观。二零零六年,安妮宝贝推出长篇小说《莲花》,优美文字震撼各年龄层读者。书中写一对生於七十年代的男女小资,非恋人关,但生死与共,结伴穿越雅鲁藏布江河谷,去凭一个名叫内河的奇女子的英灵。内河是到西藏教当地孩子学英文与地理的志愿者,一天为救孩子被泥石流走,化为永远沉默的青山。

生於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,由於文革、家庭出身、阶级斗争、书籍匮乏等突然在中国消失,成为时代的「幸运儿」,但也被指为「迷惘」、「沉溺自我」;「还没展开追求,就已经放弃;还没开始长成,就已经衰老;还什都不知道,就已经什都不相信」。但《莲花》却告诉世人,追寻爱情的本质、生命的意义,无论哪一代都避不了,必须付出代价,必须为之兢兢业业,含辛茹苦。书中命运多舛的奇女子内河,人生路和心灵史都极其丰富,归宿也英勇悲壮,真是催人泪下。

新加坡作家英培安,二零零六年向华人文坛奉献长篇《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》。他在写作手法上一向求新求变,对小说结构更是匠心独运,尽显才子型作家执着耕耘的创作状态。这小说是一个奋斗者和探索者的传奇。主人公父母失和,小时候是「二等学校」的华校生,成人後是求职万难的「二等公民」。但他在传媒界出人头地,下海经商再攀成功巅峰,但六十岁後却坠入失败深渊。与一般人不同的是,主人公过着非常独特的精神生活,即使最堕落的时刻,也在审视内心。

缠斗不已的灵与肉

主人公秘密的自问自责幻化出另一个「我」,在书中就叫「我自己」,它情操高尚,不停地提醒、规主人公,并引致双方缠斗不已,最终决裂。弥留时刻来降,双方这才发现彼此是息息相关的灵肉共同体。

长期以来,在华人创作圈「拷问良心」一类题材彷被自设禁区,甚少读到像卢梭的《忏悔录》、托尔斯泰《复活》及《伊凡.伊奇之死》之类作品。英培安无疑为华人文坛填补了这一空白,学界与读者大可感到欣慰。

小说吸引读者的,究竟是迷魂故事连环套、主人公的心灵,还是文字的精魂?二零零六年中文小说还展示了华人作家追求叙事多元化的大趋势及「语不惊人死不休」的执着。台湾张大春的笔记小说《战夏阳》,文字极有特色,时而活泼张,时而典雅淳厚,传神细腻的文学白描比比皆是,譬如,「老姑姑两张眼皮向上一翻,露出一对晶光灼灼的眸子」、「但见那丫环向空一甩双袖,作了个揖,外罩的长裙已经在瞬间脱了去」等;透着学理逻辑、简洁有力的精美论述也俯拾即是,譬如,「无论投靠哪一边,都不具备道德的正当性。而道德评价却可能是由力量而定夺的」。

近年,中国大陆学者登上电视台讲评古典名着,千万观众如如醉。其实,该领域的真正先行者、醉心创新又卓有成效的实践者,是台湾的张大春,他讲述中华文化中的战场、官场、考场及民间的奇闻与轶事,诗词文史融於一炉,向目不暇给的读者传送巨大的阅读美感。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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